鄙视攀附

冰心先生辞世前，报刊上发表写她的文章之多，是我们少见的。从写这些文章作者可分为两类：一是她的旧雨新知、兰友瓜戚；二是有关部门代表、组织头人。前者为友谊所系，主着一个“情”；后者受使命托遣，担着一个“义”。逢遇庆日、寿日，持以或鲜花或蛋糕或书刊，给她送去关爱与温情，也是社会的厚德。这些人的文章，不管文笔如何，都是得人心的。

除此还有另外的一类，就不那么好说了。它们的作者，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，都与冰心扯不上半点关系，更不具备“拜访”冰心的必要与可能。但他们却颇有本事，或硬打上门去，或找个人做“托儿”，带着去“瞻仰”一番，然后便写出不无得意的文章。他们的目的一点也不“匪夷所思”，说穿了，就是借冰心以炫耀自己，告白或暗示他们已抵达非凡的文学档次。

有他们的文章可做注脚。这些文字，其“特点”不外如下：一，喋喋不休地介绍自己，与其说是向冰心诉述，莫如说是向读者推销；二，表面对冰心表示崇敬，却惟见哗众取宠之心，难现真挚诚恳之意；三，记叙目之所见，口之所言，除了书柜和猫咪，写不出有实质意义的话题，这是难与冰心交流，只好以此来填充；四，写冰心的期望，因她对他（或她）十分陌生，故难见有的放矢的嘱言。不过，这恰恰暴露了他们用尽心机去见这位文学“老祖母”的企图，根本就不在“学”上，而全部在于一个虚荣的“见”，进一步则在于一个实用的“写”字上。写了发表了，则刻意策划好的目的也就完全达到了。悲乎！

冰心在世时，我无从知晓她老人家究竟怎么看怎么想的。直到不久前，我读了陈荒煤的一篇文章，才了解清楚她的真实心态。该文引用了她给陈的一封信，有一句“只是不速之客太多，总是忽然就来了。”冰心厚人以德，虽只是一句，也并不尖锐，但她对无端的干扰的无奈，还是明显而又充分地说到位了。

名人的辉煌，无不是用时间铸造的。“时间就是生命”这句话，用于名人比用于其他人都更为贴切。季羡林该是一个十分随和的人了，“季府的门坎都快被人踏平了……以至于老人常常连短暂的歇息时间都难得。就这样，季先生还不让家人挡驾。”但季先生内心的焦灼，我们可以从他的一句话里听到弦外的音响，他说“我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（优点？）我不喜欢拜访别人。”为什么？难道是他自诩清高么？熟知他人品的人，恐怕谁也得不出这个结论，惟一可解释的，是他怕耽误别人的时间。反之，他能喜欢别人耽误他的时间么？答案也是不言自明的。季先生还说冯至也“不喜欢一些人去拜访他”。看来，名人皆是“人同此心”的。

最不喜欢接待客人、而且还敢于拒绝客人的，当属钱钟书先生了。据文洁若回忆，“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孙康宜女士……千方百计……最大目的是想见见钱钟书先生。这一点萧乾却爱莫能助……最后失望而归。”不要责怪钱先生过份，还是文女士这样的学人之妻兼学人自身的人理解他，“要是来者不拒，到头来什么也做不成。确实应该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”

也有内心虽不情愿，但因性情与道义使然，不但不拒客而且很好客，结果却付出透支生命的代价的例子，这就是刘绍棠。据《刘绍棠传》的作者郑恩波说，刘是接待来访者最多，回别人来信最多，为习作者看稿最多，为他人写序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。不仅如此，诸如为作者发表文章、出书，乃至调工作、转户口之类文学以外的事，他也尽其所能地去做。他有没有内心的矛盾呢？我们从他遗留的著作中没有发现，但从他家贴在门上的打油诗启事中，却可以窥见到他藏于心底的无奈痛苦。他儿子刘松萝的悼文锥心泣血：“我父亲热爱工作，也渴望安宁……遗憾的是，很多人没有理解这一点。”他在百般地泣诉之后又说：“珍惜他人的时间，珍惜他人的休息，珍惜他人的健康，珍惜他人的生命，应该尽快成为国人的一种道德。”最后这一句不啻是杜鹃啼血般的求告与呼唤！

然而，有的人也许什么都不缺，而惟独缺少的恰恰是这“一种道德”。他们的行为目的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傍名人以自名。他们是缠绕“文学大树”的藤葛，汲其汁液，夺其阳光，以造自个儿的葳。称这种人为没有骨头的攀附，当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吧！

文学领域有这类攀附之徒，这是比较容易看得见的，因为他们用自己的文章做了广告。但是，还有我们不太容易看得见的，那就是政治领域、经济领域里的攀附小人。他们不但不写文章招摇，反而要将其见不得人的丑恶行径掩得严严密密，因此这类人就更需要国人以及“政治大树”“经济大树”们，时时予以警惕与鄙视。